杨朝明：从《穷达以时》看孔子的“时遇”思想

内容提要 《今本竹书纪年》由于行世较晚，研究者多以其书为伪，以至后人几乎弃而不用，至为可惜！本文认为，《今本竹书纪年》绝非王国维等人所说“杂陈”各书，其材料即使不是直接采自汲冢原简，也会取自散佚之前的古本《纪年》。《今本竹书纪年》的出现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西晋的和峤在杜预等人所说的本子之外，根据汲冢的《纪年》原简另行写定，后由人进行了整理；二是有人鉴于杜预等人所说的本子存在一些问题，便据而重新改编。总之，《今本竹书纪年》与一般所谓的伪书有根本不同，它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依照传统的看法，《今本竹书纪年》已是公认的伪书，对该书之真伪再加议论已大无必要。当年,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据今本加以注解，王国维就颇不以为然，王氏所作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刊而行世，用他自己的话说，乃是“惧后世复有陈逢衡辈为是纷纷”；朱右曾在《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亦言今本“不知何年何人，捃拾残文，依附《史记》，规仿紫阳《纲目》”而成，并指出“今本之可疑者十有二”；范祥雍也说：“《今本纪年》之伪，经过清代以来学者们反复考证，已为定谳，无须再买菜求益了。”[1]今日，我们细细审察《今本竹书纪年》后，却深感人们对它的评判很有不公，《今本竹书纪年》实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我们认为，仅从王国维先生的《疏证》中寻求内证，就足可证明《今本纪年》之真，这些宝贵的资料被弃置不用，至为可惜！因此，我们不得不甘冒“买菜求益”之讥，再对《今本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进行初步讨论，以期引起学界注意，来日再做系统深入的论证。

汲冢所出的《纪年》的原简早已散佚，清代以来的学者如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等都曾着力搜求南北朝至北宋的古注、类书中所引《纪年》佚文，加以汇辑、补充和校订，基本恢复了《竹书纪年》的概貌，人们不仅称其为《古本竹书纪年》，而且也当然地对其信而不疑。

但《今本竹书纪年》的情况则比较复杂。清四库馆臣说：“然反覆推勘，似非汲冢原书。”经过论证，其结论是“其伪则终不可掩也”，他们之所以为该书作了“提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只是因为该书“自明代以来流传已久，故录之以备一说” [2]。梁启超在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谈到辨识伪书的公例时也说：“其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如《今本竹书纪年》。”[3]王国维对《今本竹书纪年》更持坚决的否定态度。他作有《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用惠栋《古文尚书考》、孙志祖《家语疏证》的方法，一一找出《今本竹书纪年》中材料之所出，认为“今本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其不见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又率空洞无事实，所增加者年月而已。且其所出，本非一源，古今杂陈，矛盾斯起。既有违异，乃生调停，纠纷之因，皆可剖析。夫事实既具他书，则此书为无用；年月又多杜撰，则其说为无徵。无用无徵，则废此书可”。 [4]

笔者的看法与王国维等有所不同。首先，从王国维对今本《纪年》的研究中，我们便可得到一些启示。王国维治《竹书纪年》，既成《古本辑校》一卷，他当然会“复怪今本《纪年》为后人蒐辑”，因为二本差异极大，而且今本亦名《竹书纪年》。但我们不可忽略这样的事实：王国维虽然说“今本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但同时也承认其中有“不见于他书者”。而这些不见于他书的材料当然也并不像王国维所说“空洞无事实”，只要稍观王书没有疏证之语的诸条《纪年》原文便知这一点。对于上古历史的研究来说，任何新的文献材料都弥足珍贵，这是不言而喻的。仔细审察王国维《疏证》，就不难注意到王国维所说《今本竹书纪年》抄袭他书的材料，其实并看不出其间的直接抄袭痕迹。随意举周成王八、九两年的材料为例即可明了这点：

实际上，王氏《疏证》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如此，他所列用以疏证《今本竹书纪年》的材料，仅仅能说明《今本竹书纪年》所言有本，而以此认为其“杂陈”各书显然非是。与王国维相反，笔者倒认为《今本竹书纪年》有其它资料佐证其不是无根之谈，却恰恰反衬出该书的重要性来。但是，王国维疏证《今本竹书纪年》应用古注、类书等所引《纪年》(我们姑称之为古本《纪年》)时的情况则属例外，并与前述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便是二者的相通、相因痕迹极其显然。试以西周时期周厉王以前的材料为例以资比较：

在上列材料中，第1、2、7、8、9、12、13、14、15、17、18、19、22共13条今、古本内容完全相同，只是有无纪年的差别；第3、4、5、10、11、16共6条今、古本仅有小异，这些差异决不影响文义，显系经过了后人的稍稍改动。而这些改动终不掩今、古本系来源相同；第20条今本“社林”《御览》所引作“桂林”，则是传抄之误；第6条在表述上有些差别，或者是《御览》所引时的改动，因为其首句“周昭王末年”就明显不是《纪年》之语，且《御览》引书而稍加改动的情况是常有的；第21条古本原出《汉书》，只是《汉书》注说“见《竹书纪年》”，此可能是其事互见，而不一定是语句完全相同，二者有详略之异亦属正常。

通过上述22条材料的比较，谁也不会怀疑今本《纪年》与古本《纪年》之间的联系。但今本《纪年》又不是“从古注、类书中所引‘古本’辑录出来的” [5]，这从前引资料中便可察得。如第1、4、6、8、10、12、20、21条，比之古本，今本《纪年》在时间或内容上都较为明确、具体。如果仅从所用22条比较材料看,我们说古本的材料是从今本中来也能讲通，而反过来却不然。据笔者粗略统计，《今本竹书纪年》王国维以古注、类书等所引古本《纪年》加以疏证的，上卷有75条，下卷有160条。经细致对比，发现它大致与西周厉王前的我们所引22条材料情况相同。只是上、下卷的情形略有区别。上卷中虽然今、古本相通处很多，但也有几处不同，如果认为今本源于古本，则今本似乎进行过改编；而下卷除了纪年上的不同外，内容方面几无差别。下卷有大量的例证可以说明今本绝非辑录而成，因为古本“不云何年”的材料在今本中都有并非不恰当的各自位置。《今本竹书纪年》的写定者如果没见到汲冢原简或没有散佚的古本，而是从类书、古注中辑录而来，那么，我们就很难想象其如何加以编排。

总之，《今本竹书纪年》到底是怎样成书的还是个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它的史料价值是极高的，这些材料即使不是直接采自汲冢原简，也会取自散佚之前的古本《纪年》。美国学者夏含夷曾发现了《今本竹书纪年》中西周初期部分的一处错简，即今本中武王纪谱里的“十五年肃慎氏来宾初狩方岳诰于沫邑冬迁九鼎于洛□十六年箕子来朝秋王师灭蒲姑□十七年”40个字,可能原来置于成王十四年和十八年之间。[6]其论证可以信从。[7]由于古本《纪年》的此处材料已经不存，我们已无从判定古本此处是否亦误，因而也不能肯定《今本竹书纪年》是否直接采自原简，但由此完全可以认为《今本竹书纪年》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清代学者钱大昕说：“今本《竹书纪年》乃宋以后人伪托，非晋时所得古本。”由于今本于晋、魏之世改用周王纪年，反注晋、魏世年于下，钱氏还说：“此例起于紫阳《纲目》,唐以前无有也，况在秦、汉以上乎?《纪年》出于魏、晋，固未可深信，要必不如俗本(按：指今本)之妄。”[8]钱大昕之说代表了现在一般学者的看法。古本《竹书纪年》整理问世后，由于它与传统的古史说法有较大差距，故而不被学界重视。因此，唐代以后该书逐渐散失，最后终至归于亡佚。而今本到明朝嘉靖年间方始行世，而且与一般所认为的古本差异较大，还有一些明显的错讹，人们便自然地视其为伪品了。其实，汲冢书的整理是比较复杂的，《竹书纪年》也是如此。《晋书·束皙传》曰：“《纪年》十三篇，纪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亦云：“《纪年》篇起自夏、殷、周。”但《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曰：“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荀勖、和峤、束皙、杜预等都参加了汲冢竹简的整理与研究，所以《纪年》到底起自黄帝还是始于夏代，尚难遽定。然从《纪年》留存下来的材料看，其中有夏代以前的内容是没有疑问的。今本如此，古本也是这样，传统上整理古本《纪年》的次序一般自黄帝开始。朱右曾信从《竹书纪年》起自三代说，故有疑问曰：“岂编年纪事始于夏禹,而五帝之事别为一编乎?”所以方诗铭、王修龄之《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遂据以以“夏纪”起始,而关于五帝之佚文则别为“五帝纪”以附于夏、殷、周纪之后。

我们推测，汲冢所出《纪年》的原简，前面的部分可能有所散乱，所以《隋书·经籍志》著录“《纪年》十二卷”的同时有注曰：“汲冢书，并《竹书同异》一卷”，《晋书·束皙传》说《纪年》十三篇，可能即包括《竹书同异》在内，因为当时汲冢书“卷即篇也” [9]。可能正由于竹简的散乱，当时才出现了对于《纪年》起始的意见分歧。但荀勖、和峤与束皙、杜预又有不同，荀、和二人是亲自写定《竹书纪年》等的人[10]，荀、和二人言《纪年》始于黄帝颇耐人寻味。

这样，《今本竹书纪年》的出现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和峤在杜预等人所说的本子之外，根据汲冢的《纪年》原简另行写定，后由人进行过整理，并用沈约的名义加了注；二是有人鉴于杜预等人所说的本子存在一些问题，便据而重新改编，这种改编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1、把夏代以前的资料编成“五帝纪”置于最前面；2、 以沈约的名义加进《宋书·符瑞志》等的内容，作为《纪年》的注；3、或据《晋书·束皙传》所言《纪年》“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从而改动《纪年》，使之具有了“书法义例”，如将夏代灭亡前的“殷王”改为“殷侯”，将商朝灭亡前的“周王”改为“周公”，“齐太公望卒”改为“齐太公薨”，“许文公”改为“许男”等等；4、 将东周时期的晋、魏纪年改为周王纪年。此外,清人说“沈约注外又有小字夹行之注,不知谁作” [11]，我们认为此夹注就是以沈约名义作注者所加。不过，由于该书面世较晚，整理研究者不多，故现本仍存在不少问题。但该书作者绝对不是有意作伪，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不然的话，其作伪之手法也太过于拙劣了。

当年，梁启超总结清代学术时，将清儒研究《纪年》者分作四派：1、并汲冢原书亦指为伪撰者；2 、并今本亦信为真者；3 、以古本为真，今本为伪者；4、 虽不认今本为真，然认为全部皆从古本辑出者。[12] 依我们的意见，第1、3两种看法显属不当，而2、4两种看法亦有不妥，今本显然不是汲冢原简，而是经过了后人整理，只是它与作伪有根本不同；如果当时人依据整理后的本子改编，显然也与从古本中辑佚属于两回事。

学界多以《竹书纪年》出于南宋以后人的伪造，今人范祥雍新的研究依然如此。但这种看法还有不少无法圆满解释的疑点：

（1）宋代许多公私藏书著录（如王尧臣等《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都不载《竹书纪年》，而《宋史·艺文志》却载有“《竹书纪年》三卷”，注为“荀勖、和峤编”，卷数与古本《纪年》差异极大，“书名和卷数似与《今本纪年》接近” [13] ，因为现《今本竹书纪年》二卷，直名“竹书纪年”，而古本则十二卷，并《竹书同异》一卷，且其名只称《纪年》。

（2）宋代文献有引《今本竹书纪年》者。南宋罗泌《路史·国名记戊》引《纪年》云:“（周）桓王十二年冬，秦侵芮。冬，王师、秦师围魏，取芮伯万而东之。”（此文亦见于《水经·河水注》引《纪年》，只是其文作“晋武公八年”为异）同书又引《纪年》“桓王十七年，楚及巴伐邓”。此二“桓王”皆为周桓王，而“王师”为周师。以周王纪年，这是《今本纪年》为例，不合于《古本纪年》记晋、魏世纪年之例。前条见于《今本竹书纪年》而多一“冬”字，后条则不见于《今本竹书纪年》。罗泌是否已见今本《纪年》虽难断定，但可能性极大。

引《纪年》之文而又于晋、魏之世用周王系年者不独见于《路史》。成书于北宋初年的《太平御览》卷一百四十七引《纪年》：“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伯服，以为太子。”幽王为周幽王，八年当晋文侯七年。此条见于《今本纪年》，作“幽王八年，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以为太子”。《御览》卷八百八十引《纪年》：“周隐王二年，齐地暴长，长一丈余，高一尺。”隐王即周赧王。此条见于《今本纪年》隐王二年，文字全同。这二条并见于《今本纪年》，而为他书所未引。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古本纪年》周王纪年何时改为晋纪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曰：“惟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据此，晋纪年可能始于幽王即位前三年的宣王四十四年。正因如此，朱右曾的《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较》、范祥雍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较订补》都自殇叔始即列晋国年次，而以幽王之事附见。但《晋书·束析日传》说：“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僖王之二十年。”据此，晋纪年可能在幽王去世后始。这表明《纪年》当时到底如何，确有不少难解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御览》所引《纪年》幽王时的材料还不能定为来自今本。

但《御览》所引“隐王”却可以肯定来自今本。隐王即赧王，此称不见于其它载籍，只见于《今本纪年》，其下有双行夹注校文，云“《史记》作赧王，名延，盖赧、隐声相近”。范祥雍先生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考司马贞《史记索隐》常喜引《纪年》以证异，然在《周本纪》赧王下，他历引皇甫谧、王劭诸说而不提《纪年》，也无‘隐王’之称，张守节《正义》也没有，可见《古本纪年》不会有‘隐王’的。今所据的《御览》为影印宋蜀刻本，也不应有后人据《今本纪年》追改《御览》之理。”[14]

（3）《今本纪年》之《殷商纪》太戊下“沈注”的“商道复兴，庙为中宗”有双行夹注云“《竹书》作太宗”，此无疑表明夹注作者亲见了《竹书纪年》。以上几点，范祥雍先生在推论《古本》亡佚和《今本》出现的年代时已经提到，虽然他仍坚认《今本》之出在宋代以后，但对以上疑点亦有的并没有“轻加臆决”，如鉴于《宋志》所言《纪年》卷数与古本差距甚巨而又没讲清楚，故言“尚须另外查证”，对《御览》引有“隐王”之称，也说“书阙有间，只能待考”。 [15]

至于钱大昕等对《今本纪年》于晋、魏之世改用周王纪年，反注晋、魏世年于下，而云“此例起于紫阳《纲目》，唐以前无有也”，范祥雍所论正可作为解释：“尊王重统乃是我国古老的传统观念，不自朱熹《纲目》始有之。其源早见于表谱。在同一时期，诸侯并列，各自纪年，择一宗主国统摄之，便于读史省检，此也自然趋势。刘知几《史通·表历》云：‘当春秋、战国之时，天下无主，群雄错峙，各自年世。若申之于表，以统其时，则诸国分年，一时尽见。’说明用意。司马迁撰《史记》，其《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以周秦纪年总摄诸国的年世，即采此法。进一步发展，又有‘改表作法’，如何法盛《中兴书》，更为简切。何书今虽不见，从刘知几之言可以概知。崔鸿撰《十六国春秋》，皆记北朝诸国事，而《史通·探赜》云‘鸿书之纪纲皆以晋为主’，尽管它不载东晋王朝史事。”[16] 据此,即使荀勖、和峤改《竹书》中魏、晋纪年为周王纪年也可以讲通。

此外，《太平御览》引《纪年》较多，但并不一定全部直接采自原书，它有可能从前代类书中转抄而来。《太平御览》成书前，已经有《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等类书，北宋编修《太平御览》时，即以这些类书为蓝本，参详条次，修葺增删而成。如《修文御览》，又称《修文殿御览》，是北齐后主高纬时代官修的一部类书。此书传世时日较久，南宋时还全部存在，《中兴馆阁书目》、《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都有著录。据近人曹元忠考证，《太平御览》不仅内容条文多取材于《修文殿御览》，即其体例亦摹拟搬取。[17]《太平御览》所引《纪年》有的明显来自古本，而其又间引今本，不知所引今本是否系从前代类书转引而来。如果是这样，《今本竹书纪年》之写定的时代会更早，也就是说由晋时和峤亲自写定的可能就更大。

当然,《今本纪年》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似无妨碍本文之论断者。我们可以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如《今本纪年》于周武王十七年纪谱下曰：“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九十四。”而《路史·发挥》卷四、金履祥《通鉴前编》卷六皆引《竹书纪年》：“武王年五十四。”是今、古本记武王年龄居然相差40岁。然《今本纪年》与古本的此处差异却恰可说明今本之有重要价值，因为“五”、“九”二字之手写体是很容易互讹的。如关于殷高宗的享国时间，《史记·鲁周公世家》说：“高宗享国五十五年”，而《尚书·无逸》却说：“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显属“五”、“九”相讹之例；又如《晋书·王祥传》说王祥临死时著遗令训子孙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启手何恨。”是其享年八十五岁。但《三国志》卷十八《吕虔传》裴松之注引王隐《晋书》却记曰：“祥始出仕，年过五十矣……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这又是“五”、“九”相讹之例。如果今、古本《纪年》所记周武王享年也是如此，则说明不是今、古本《纪年》同据汲冢竹简写定，就是今本据古本改写而成。因为将《路史》、《通鉴前编》所引《纪年》与《今本竹书纪年》相对照，《今本竹书纪年》显然不是从前者辑录而来。既然如此，二者同源就可以肯定了。

注释：

[1] [13] [14] [15] [16] 范祥雍：《关于〈古本竹书纪年〉的亡佚年代》，《文史》第二十五辑。

[2] [11]《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竹书纪年提要》。

[3]《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章《鉴别史料之法》。

[4]《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前言”。

[5]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6] [美]夏含夷：《也谈武王的卒年》（兼论《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载《文史》第二十九辑。

[7]只是夏含夷说这处错简是西晋学者们在整理竹简时误排，其实未必。可能汲冢原简就是如此，因为战国时期的晋、魏史官当时对周初年代就有这种错误看法。如《国语·周语下》曰：“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晋语四》曰：“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又曰：“岁在大火，……唐叔以封”。按照《今本竹书纪年》，武王灭殷后第五年去世，第六年为成王元年，唐叔被封在成王十年，也就是说“王命唐叔虞为侯”在武王灭殷后第十五年。按照岁星十二星次：星纪、玄枵、诹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武王克殷岁在鹑火，以后第十五年恰好岁在大火。是则《今本竹书纪年》与《国语》正相吻合。今之学者已经论定：《国语》所载的岁星所次“不合天象”，“它是战国初期晋、魏史官根据历史年数依岁星十二年一周天逆溯来的”，“《国语》的岁次，以夏历为准，这是根据秦纳重耳岁在大梁、晋取五鹿岁在鹑尾确定的”。（白光琦：《西周的年代与历法》，载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西周史论文集》上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有的学者论证认为《国语》所述天象是后人伪造的。”(张培瑜:《西周天象和年代问题》，载上揭《西周史论文集》)《今本竹书纪年》的原本亦出于先秦时期的晋、魏史官之手，可能是他们根据自己对西周年代的理解对竹简早有误排。

此外，夏含夷将成王纪谱中的文字按每字一简进行排列时，将《今本纪年》的“元年丁酉春正月”作“元年春正月”，略去“丁酉”二字，不知何故。当然，《今本纪年》是后人整理的结果，其中各王元年的干支纪年或为整理者所加。不过，“十五年肃慎氏来宾……十七年”共40字原在一简是极可能的。

[8]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

[9]郝懿行：《竹书纪年校证》。

[10]《玉海》四十七引王隐《晋书·束析日传》曰:“太康元年，汲郡得竹书漆字科斗之文，大凡七十五卷。……《纪年》二十卷……诏荀勖、和峤以隶字写之。”见清人汤球辑《九家旧晋书辑本》之王隐《晋书》卷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12]《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四。

[17]《唐写卷子本〈修文御览〉跋》，载《笺经室遗集》卷十一。转引自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

本文原见《齐鲁学刊》1997年第6期，原题为《〈今本竹书纪年〉并非伪书

说》，又附载作者专著《周公事迹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改题今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