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文武丁时代”卜辞的确定，涉及到甲骨文断代的核心问题，经过进一步探讨可以发现1933年董作宾先生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提出的十项标准（其核心断代标准是世系、称谓、贞人）把甲骨文分为五期的局限性。之所以会出现“文武丁时代”卜辞之谜是甲骨文断代理论局限性所致，经过探讨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甲骨文断代理论，从而更好的解决甲骨文分类、分期问题，使甲骨学更加严密。
关键词：文武丁时代卜辞之谜;甲骨文断代；非王卜辞；殷墟甲骨分期两系说
学术界所谓的“文武丁卜辞”；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和所谓的“多子族卜辞”“王族卜辞”等等，虽然名称不一，但其实说的都是一类卜辞，这就是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中所分的“子组”午组”“师组”三组卜辞。这类卜辞因其称谓、世系、贞人、事类、字体等多方面与正统的“王卜辞”不尽相同，所以在时代上很难划分，而且这类卜辞与王卜辞有什么关系？本文就这些问题浅谈一下学者们和自己的一些看法，观点不甚浅陋，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得到指正。
一、“文武丁时代卜辞之谜”的产生及所谓“文武丁复古”
1933年董作宾先生发表了在甲骨学史上革命性的著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把甲骨文按照十项标准即：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把甲骨文分为五期。
第一期：武丁及以前（盘庚、小辛、小乙）
第二期：祖庚、祖甲
第三期：癛辛、康丁
第四期:武乙、文丁
第五期：帝乙、帝辛
从此研究甲骨文字一个新的方案即科学的甲骨文断代理论形成。其后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也都依据这一理论进行断代，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分析这一理论就会发现其中的局限性和漏洞，因为在董作宾先生制定的十项标准中其核心断代标准是：世系、称谓、贞人，但是我们要明白贞人最初并不能断代，那么何以知某一贞人是在某一王的时代呢？这就要根据贞卜时，时王祭祀祖妣所用的称谓来确定，而称谓如何，又须先明了商代商王的世系因为这是称谓的依据，商王的世系在《史记·殷本纪》[2]中有，并且已经得到甲骨文中所出现的商王世系的修正和商代周祭制度[3]的检验，比较可信。由称谓和世系最终可以确定一个贞人属于那一代商王。而其他像方国、事类、文法、字形、书体都是根据有贞人的基本片子推演出来的，也可以说是间接的标准。所以最初能进行断代的只有世系和称谓两个标准，其他标准都是由这两个标准推演出来的。所以这两个标准就显得尤为关键，但是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一世系和称谓都是商王的，这就假定了能用这两个标准进行断代的只有王卜辞，而非王卜辞怎样进行断代呢？难道殷墟出土的甲骨都是王卜辞吗？对于这一点董作宾先生显然是没有考虑到，这就是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断代理论的局限性和缺陷，正是由于这一缺陷才会必然出现“文武丁时代卜辞之谜”所以我认为文武丁时期之所以会出现卜辞确定的种种问题是甲骨文断代理论局限性所导致的必然。
由于这类卜辞以前所见不多，所以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是1936年的殷墟第十三次发掘，特别是YH127坑出土有不少这类卜辞，这才引起了学者们对于这类卜辞的研究。董作宾先生在1945年出版《殷历谱》[4]之前，是把这类卜辞一部分放在第一期，一部分放在第四期处理的，这是因为这类卜辞如扶的卜辞，由于贞卜祭祀父乙、母庚（《甲》[5]2907），自然是武丁时期，但是这类卜辞的字体、文法、事类、方国、人物等方面又与武丁时期卜辞多不相同，换句话说由称谓断代此类卜辞属于武丁时期，但是这类卜辞又与武丁时期卜辞的其它方面多不相同，所以就产生了矛盾，就产生了不可解释的谜。其后董作宾先生在《殷墟文字乙编》[6]序中自称揭穿了“文武丁时代卜辞之谜”即他认为贞人扶、勺、师、我、子、余、巡、史、万、幸、车、卣等卜辞，全属于文武丁时代，原来放在第一期错了，这样既满足了称谓的要求，因为祭祀父乙、母庚第四期也可以，也可以解释这类卜辞的字体、书法、文法、事类、方国、人物与武丁时期不同的原因，因为第四期距第一期已相差八九十年了，所以会出现差异。董作宾的证据来源于自己在《殷历谱》中对新旧派祀典的研究，即武丁、祖庚称大乙为唐，祖甲以后则改称大乙，而文武丁主张旧制却惟独没有把大乙这个称谓改回唐，这就是武丁卜辞与文武丁卜辞的一个最大区别。由于贞人扶卜辞中同时有“父乙”“母更”和“大乙”所以董作宾判断扶卜辞为文武丁时期，再根据同版关系，又可以找出上述诸位贞人，所以他们的卜辞也同属于文武丁之世，但是董作宾又经过仔细分析这些卜辞，发现这些卜辞的历法、祀典又与第一期卜辞有很多相似之处，对于这个奇怪的现象他提出了“文武丁复古”来解释。但是经过后人研究“大乙”之称谓也见与第一期如《佚》[7]570片，所以董作宾以上的结论就全被推翻了，那么这类卜辞到底属于哪一期呢？
二、“王族卜辞”和“多子族卜辞”概念的提出及其时代的确定
1953年日本学者贝塚茂树和伊藤道治联名发表了《甲骨文研究的再检讨——以董氏的文武丁时代卜辞为中心》[8]一文，论述了对“文武丁”卜辞的意见，他认为殷王朝中有一个由殷王族王子组成的“多子族”（包括贞人：子、余、我）等构成一个集团；另外还有一个以王为首（扶、师勺、叶）组成的“王族”贞人集团。他认为这两个集团共同发展，而且都为第一期。贝氏的理由是：扶以下之王族可以称父者为父甲、父辛、父乙，其中父乙出现最为频繁，而且与同出现的母庚有并祭之例，又母庚有时也和兄丁同祭之例，而且兄戊、兄丁也都可以理解为第一期武丁的称谓，这个可以由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研究》[9]序论第二部分卜辞上父母兄子之称谓表看出。而且王族贞人之一的“叶”和武丁贞人“古”同版这就证明了“王族卜辞”为第一期。关于“多子族卜辞”的时代由以下同版可以证明，《前》[10]8·10·1“丁亥子卜贞：我鄙田鹿。己亥子卜贞：子商呼出郭”“子商”已由董作宾先生确认为武丁王子之一，贞人“子”与之同版，所以“多子族卜辞”也为第一期。所以贝塚茂树和伊藤道治认为这类卜辞为第一期武丁时期。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贝氏的论证未触及到“午组卜辞”的时代问题。
三、“子组”“师组”“午组”卜辞概念的提出及其时代的确定
1956年陈梦家先生出版了自己的名作《殷墟卜辞综述》[11]，在这本著作断代篇章中陈梦家先生把所谓的文武丁卜辞分为“子组”“师组”“午组”三组卜辞，并且认为它们都属于第一期武丁时代。陈氏确定这三组卜辞的方法略有不同，“子组”“师组”是严格的从同版关系中找出来的，“午组”是根据字体、称谓特征找出来的，他把“师组”卜辞中的称谓集中起来，发现与“宾组”称谓系统有很多相同，其中“父甲”“父庚”“父辛”“父乙”即武丁诸父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母庚即小乙之配偶，由此可知师组与宾组一样都是武丁时代的卜辞。通过对子组、午组卜辞称谓的考察，亦得出类似结论，他又从《乙遍》刊布的材料了解到宾组、师组、午组长出于一坑，同坑之中极少武丁以后卜辞,如E16是师组与宾组的混合，YH127坑是宾组与子组、午组的混合，由此可知师组、子组、午组都是武丁时代的，此外，陈氏还从字体、文例、纪时法等多方面论证了师组属于武丁晚期，特别是陈梦家先生在研究这类卜辞时提出了疑问：宾组似乎是王室正统的卜辞，师组卜人也常和时王并卜，所以也是王室的卜辞但是其内容稍异，午组所祭的人物也很特别，子组所祭的内容也与它组不同，子组卜人很多像是妇人该组字体也是纤细的，与第十五次发掘出土的（《乙》8691-9052）内容多述妇人之事，可能是嫔妃所作。陈梦家先生的看法，虽然是建立在自己对师组、子组、午组卜辞客观分析甲骨出土坑位；卜辞称谓系统；卜辞字体、文例以及所见制度的基础上，但是由于受传统观点：小屯殷墟出土的甲骨全为商王占卜纪录。在这一系说的影响下把子组、师组、午组卜辞同样看作是商王占卜的纪录，并把其中的称谓与王卜辞进行比较，这是不恰当的。正如前说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断代理论有局限性对于一些“非王卜辞”就不能进行断代，因为没有世系作为依据，所以必须借助于考古学的方法。正是由于陈梦家先生受传统“王卜辞”观点的禁锢所以不能摆脱“一系说”的观点，他把子组、师组、午组列于武丁晚期，便是这一影响的表现，而且没有勇气把这一类卜辞抽出来，与王卜辞进行比较研究。
四、“非王卜辞”概念的提出及其时代确定和影响
在分析了以上诸观点和启发下，1958年李学勤先生发表了《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12]第一次提出了“非王卜辞”的概念，指出：殷墟卜辞内确实含有少数“非王卜辞”而且认为“文武丁时代”的这一类卜辞就是“非王卜辞”另外在这一观点的指导下还找了一些这类卜辞我概括了一下总共有五部分：（1）解放前第十五次发掘YH251和YH330出土字体纯一而特殊且认为相互联系是“妇女卜辞”因为这些卜辞卜问有关妇女的事项，这表明问疑者是一个妇女，而且她的亲属称谓系统也不含有商王世系，所以她不是商王的后妃，或直系亲属。（2）“子卜贞卜辞”这种卜辞大部分出土于安阳发掘所得YH127、YH251、E9、A26、YH371坑出土，有子、余、我、巡、妇五位贞人，卜问的也是妇女的事情。（3）与YH127出的“子卜辞”有关的多用腹甲，少用背甲未见用骨的“刀”“亚”卜辞，这些卜辞中的妣不见于商王世系，这些私名在殷王室妇女中也是找不到的。（4）出土于YH127坑字体圆笔的贞，甲骨皆用而以背甲为多（5）出土于YH127坑的“午组卜辞”李学勤先生对于以上这五部分“非王卜辞”进行了归纳总结，全面细致分析并总结了这类卜辞的一些特征：（1）问疑者不是商王。（2）没有王卜，卜辞中也不提到王。（3）没有商先王名号，而有另一套先祖名号。（4）没有符合于商王的世系称谓，而有另一套亲属称谓系统。对于这一类“非王卜辞”时代的问题，李学勤认为殷代九件铜器铭文中的“子”和“非王卜辞”的“子”应为同一人，由于铜器中这个“子”和商朝末年征“人方”的战争有关，因而推定“子”为帝乙时人，所以论定了这批卜辞为“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但是李先生近年的论文如《小屯丙组基址与扶卜辞》[13]表明他已改变了“非王卜辞”属于帝乙时代的看法，而认为其时代为武丁时期，但是“非王卜辞”概念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观点认为：小屯殷墟出土的十多万片甲骨刻辞都是殷王室的定论。使人们认识到了甲骨刻辞还有“非王室”的，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五、殷墟甲骨分期“两系说”的尝试与构建
由“文武丁卜辞“的研究李学勤先生概括出了“非王卜辞”的概念，又围绕着“王卜辞”和“非王卜辞”关系和时代的确定，李学勤先生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一个王世不仅有一种卜辞，一种卜辞也未必只限于一个王世。正是由于这个观点才形成了殷墟甲骨分期“两系说”[14]，所谓“两系说”就是殷墟甲骨可以划分为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王卜辞系统由“宾组”发展的“出组”再发展到“何组”再发展到“黄组”；另一个系统是非王卜辞系统由“师组”发展到“历组”再发展到“无名组”。对于这一划分林澐先生在《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15]彭裕商先生在《也论历组卜的辞时代》[16]中对这一划分进行了补充与完善认为“师组”是两系的共同起源，“黄组”是两系的共同归宿。既然把殷墟的甲骨分为两系就要解决两系的断代问题，王卜辞的断代可以用董作宾先生在1933年《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提出的标准进行断代，那么对于非王卜辞这一系甲骨如何进行断代呢？我认为（1）必须采用考古学方法，必须采用类型学方法（2）充分利用考古发掘所提供的坑位和地层为依据。关于殷墟甲骨分期的“两系说”只是一个尝试和构建，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深入的探讨。
以上我们由“文武丁时代卜辞之谜”的探讨引出了所谓“文武丁复古”“王族卜辞”“多子族卜辞”“子组”“师组”“午组”卜辞的概念，最后李学勤先生对其进行总结概括提出了“非王卜辞”的概念，又围绕着“王卜辞”和“非王卜辞”的关系和时代的确定，又提出了关于“殷墟甲骨分期两系说”的尝试与构想。其实为什么会由一个“文武丁时代卜辞之谜”的探讨牵扯到这么多东西，我想这主要是因为1933年董作宾先生所提出的甲骨文断代理论只考虑到了“王卜辞”而没有考虑到“非王卜辞”所导致的，所以才会必然出现“文武丁时代卜辞之谜”经过以上探讨基本上明白了这一类卜辞的性质属于“非王卜辞”这一类卜辞的时代属于第一期武丁时期，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这一谜团。甲骨文的分期断代永远是甲骨学的核心问题，但是甲骨文的分期断代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由于非科学发掘占了大多数，所以给甲骨文的分期断代带来了种种困难。所以我们一定要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和其它多学科的方法使甲骨文的断代不断完善。本文关于学者们和自己的一些看法观点不甚浅陋，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得到指正。
参考文献：
[1]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见《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
[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5年
[3]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4]董作宾《殷历谱》中央研究院1945年
[5]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商务印书馆1948年
[6]董作宾《殷墟文字乙编》科学出版社1953年
[7]商承祚《殷契佚存》1933年
[8] 贝塚茂树.伊藤道治《甲骨文研究的再检讨——以董氏的文武丁时代卜辞为中心》1953年
[9]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台北鼎文书局1975年
[10]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1913年
[11]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
[12]李学勤《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1958年
[13]李学勤《小屯丙组基址与扶卜辞》见《甲骨探史録》
[14]李学勤《殷墟甲骨分期两系说》见《古文字研究》第十八辑中华书局1992年
[15]林澐《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见《古文字研究》 九辑
[16]彭裕商《也论历组卜辞的时代》见《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