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茅左：关于《孔子诗论》的整理和研究

今年是上海博物館楚竹書的發現者馬承源先生誕生八十周年，也是《孔子詩論》[1]公布的第七年，中國歷史上又進行了一次圍繞《詩》整理、研究、的大討論。第一次，是由于“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後孔子自衞反魯，雅頌各得其所。結果“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2]，後因秦始皇焚書坑儒，孔子整理的《詩》未得真傳，結果魯、齊、韓、毛四家立說，分別相傳，一場紛爭，歷經二千餘年。今天，我們看到了戰國的竹書《孔子詩論》，引起了學術界極大的關注。在日本，東京大學、大東文化大學、早稲田大學、東北大學、大阪大學、島根大學、梅花女子大學、徳島大學、鳴門敎育大學、北海道大學、日本女子大學以及中國出土資料研究會、日本中國學會、東方學會、戰國楚簡研究會等等投入了新文獻的研究。也有專題的上海博物館楚竹書研究的文集，以及《中國出土資料研究》、《中國出土資料研究會報》等有關刊物。在已發表的楚竹書中，《孔子詩論》的討論是最廣泛、最熱烈的，討論還在不斷地深入。《孔子詩論》篇總二十九簡，約千字，記載了六十篇詩，整篇內容都是弟子就孔子授詩內容的追記，無篇題，馬承源先生命之爲《孔子詩論》，是楚國遷郢以前貴族墓中的隨葬物。下面我想談一談有關《孔子詩論》的幾個熱點的問題。

一、《孔子詩論》竹簡的科學處理和年代

《孔子詩論》是在一九九四年秋冬之際，第二、三批竹書中發現的。經化學分析，竹簡所含水份爲中性水，簡的相對含水率為八一·○九，絶對含水率為四二八·九，一定程度上還保持了墓中埋藏高含水量的情况，高含水率說明了細胞壁被腐蝕，大量竹材成分被流失。一九九五年三月，上海博物館實驗室專家小組决定採用真空冷凍乾燥法處理這批竹簡[3]。為了防止脫水過程中細胞壁收縮，細胞腔崩塌、變形、開裂，上海博物館實驗室專家找到了一種ＧＸ的理想溶液。它能與水相混溶，取代飽水竹簡中的水分，填充後使竹簡持有一定的強度，處理後色澤接近原物。幷對扭曲、分裂竹簡的整形，以熱溶性樹脂覆蓋方法，保全竹簡的標記、編線。變黑的竹簡，根據氧化的原因不同，採取了相應的褪色處理[4]。最後，竹簡密封于充氮的有機玻璃盒內。單質氮在常况下氧化數爲0，目前人們還沒有找到在常溫常壓下能使N2分子活化的先例，這樣防止了竹書黴變、可長期保存。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日，中國科學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采用6MV串列加速器質譜計作竹簡年代測定，報告竹簡年代距今：2200±600年；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國科學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又采用超靈敏小型迴旋加速器質譜計作竹簡年代測定，報告竹簡年代距今：2257±65年。第一次測試的數據有±600年誤差，第二次測試的數據上下僅65年誤差，目前我們使用的是第二次測試的數據。二○○○年四月八日至二十八日，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木材工業研究所對竹簡作了質地分析，鑑定結果為：毛竹(Phyllostachys Pubecens)隸禾本科 (Gramineae) 。同時，上海博物館實驗室專家對墨迹作了二萬倍的放大分析，墨粒球形，墨粒直徑旁證了竹書非現代人所為，以科學方法認定了竹簡上的墨色為古墨。墨粒分析，是鑑定竹書的一個突破。現在可以通過墨蹟成份分析來鑑定竹書。凡墨書于竹簡後，墨的成分暴露在常態環境中就會不斷地揮發、氧化。古墨與現代墨的某些元素(如K、Ca)含量有很大的差異。上海博物館曾與復旦大學合作，采用核技術對中國古墨進行了研究，采用螢光分析法或質子x螢光分析法測定中國古墨、現代墨的常量與微量元素種類和含量。另外，還有一種熱化學方法，能斷定筆跡是否近期所為。差熱法能够計算出分期偽造竹書寫的時日。這些科學手段為我們鑑定贋品提供了有利條件。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國國家文物局專家小組作了鑑定，對竹簡脫水處理成果給予了高度評價。嚴重朽蝕的竹簡脫水處理，在真空冷凍乾燥方法上有所突破，居國際領先水準。這是我國出土飽水竹簡大批量脫水保護的首例。嚴重朽蝕飽水竹簡的真空冷凍乾燥的成果獲一九九八年中國文物局進步一等獎、二〇〇〇年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

二、《孔子詩論》的主體

誰在論詩？二〇〇〇年，在北京大學“新出簡帛國際學術討論會”上，馬承源先生作了《孔子詩論》的報告，立刻引起了與會學者對《孔子詩論》中 “孔子”合文認定的激烈討論，有的學者提出了“卜子說”[5]，後又有學者提出“子上”[6]說，這是一個論著歸屬的大問題。 “卜子”就是“子夏”，孔子弟子，四科十哲之一，《論語·先進》：“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7]但我們認為不是“卜子”的理由是：在先秦兩漢文獻中，子夏未見有稱“卜子”，子夏獲“卜子”尊稱，那是在明嘉靖九年（1530年）年的事。我們否定“子上”說的原因主要是時間條件不合。因為，同樣的合文還見於與《孔子詩論》同卷的《魯邦大旱》[8]和《子羔》[9]。綜合這三篇內容考察，我在《關于上海戰國竹簡中“孔子”的認定》[10]一文中提出：這個合文人物必須符合四個條件，1、文章中此人的他稱或自稱名應與所釋名一致。2、此人必須存在于魯哀公發生大旱時期。3、此人在魯哀公時當具有特殊的地位。4、此人魯哀公時不但精通文學之《詩》且明政事。《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據此，我們排除“子上”說，魯哀公（哀公十五年）發生大旱的時間是在西元前480年，這時子上父親（子思BC·483-402）才只有三歲，子上尚未出生。我們認定這個合文是“孔子”的原因是：《魯邦大旱》中，合文之稱又自稱“丘”，“丘”為“孔子”無疑。如“出遇子貢曰：‘賜，爾聞路巷之言，毋乃謂丘之答非歟？’”[11]哀公十五年，孔子歸魯定居已有四年餘，這一客觀情况也助證了孔子具備在大旱時與魯哀公圖國策解國難的時間條件。孔子身爲“國老”，受哀公之尊，參議國策，符合客觀實際。今本所載孔子提倡“刑、德”治國與竹書記載不失“刑與德”的規勸精神相一致，這是合文釋爲“孔子”的又一助證。《史記·孔子世家》記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與竹書《孔子詩論》亦兩相印證。後裘錫圭先生也說：“那個合文確實應該釋爲‘孔子’，說詩者確是孔子。”[12]

三、《孔子詩論》的類序

從《孔子詩論》中，我們發現了歷史上存在《頌》、《大雅》、《小雅》、《邦風》的類序，這與傳統的《邦風》、《小雅》、《大雅》、《頌》類序有異。以《頌》、《大雅》、《小雅》、《邦風》的竹書類序，一、是一個具有鮮明的階級、等次的類序。《頌》是西周王室祭祀的樂歌，《詩·大序》：“頌者，美盛徳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13]《頌》因禮作樂，作詩而歌。內容多歌頌文王、武王、祭祀先王，在重禮之世，《頌》在時人的心目中崇高，反映的是西周最高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雅》，是貴族作品，《詩·大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大雅》是朝會樂歌，《小雅》是貴族下層，多爲小官吏、普通士人之作。《邦風》，今稱之爲《國風》，則多出於里巷歌謡之作，反映民情風俗，《詩·大序》：“《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多爲勞動人民的作品，整個類序充分體現出天子、諸侯、君臣、平民各階層的尊卑等級關係。二、是一個反映《詩》的産生時間先後的類序。《周頌》産生在西周初期，西周武、成、康王之時；《大雅》詩的大半産生于西周前半和宣王中興期；《小雅》的詩産生于西周後期；《邦風》（《國風》）的詩則是東周時期收集的十五個國家和地區的民間詩篇。這個類序反映的是整個《詩》的發展史。三、是一個反映用樂規模大小的類序。《頌》是舞、樂相伴的樂歌，列其琴、瑟、管、籥、鐘、磬，場面莊嚴肅穆而隆重，進行于宗廟；《大雅》、《小雅》的“雅”即“夏”，又與 “正”相通，周王畿一帶原爲夏人故地，王畿是當時的政治中心，其樂爲正樂，故也稱《大正》、《小正》,使用樂器也較重大，適合于宮廷、貴族的場合；《邦風》爲諸侯地區，風俗樂調，使用樂器較小，適情隨意。我們認為竹書《頌》、《大雅》、《小雅》、《邦風》的類序，是孔子對詩進行整理過後的類序，這與孔子提倡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子小人各得其分，貴賤長幼各得其序，孔子的“正名”思想系統也是相一致的。漢以後採用了《邦風》、《小雅》、《大雅》、《頌》類序，且避諱，將《邦風》改爲《國風》。

四、《孔子詩論》的簡序

由于竹書的不完整，造成了一些簡位兼容的現象，馬承源先生在整理《孔子詩論》簡的時候，方案就有十餘種，最後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孔子詩論》的簡序是選擇了歸納法的原則。我認爲這一簡序是合理的、邏輯的，所復原的文本是通暢的，符合孔子思想的[14]。但是，有些屬于簡文殘缺過多，有些屬于篇名相同，而幷見于《風》、《雅》，有些屬于篇名待定，歸類難决等因素，産生了定位的多重性，這在馬承源先生的多種方案中已經體現出來了。我們確定《孔子詩論》簡位的主要依據有三：（1）、以“孔子曰”為主杆綫索。這些傳統的記叙形式，爲我們思考今天的《孔子詩論》簡序、章次、段落起語等提供了有益的幫助和綫索。（2）竹簡中的標記。①墨節。②留白簡。有六枚簡是上端、下端留白的，文字書寫在第一契口與第三契口之間，根據這一形式，這六枚簡是不能分散排于滿書簡之中的。③滿書簡。指自簡首至簡尾全部書寫文字，不留空白，除了第一簡被明確爲《孔子詩論》的首簡外，其他共二十二簡，應爲一類。（3）、不可拆分的篇名組合。《孔子詩論》中，孔子對篇名按一定的順序排成一個不可拆分組合，幷反復論述。如第十簡以《關雎》、《樛木》、《漢廣》、《鵲巢》、《甘棠》、《綠衣》、《燕燕》為序組，第十一簡也是以此為序，這樣的規律為我們提供了排序依據。目前有關簡序的排列有很多種，主類有共處，分類往往各有所見，這也是殘簡帶來的遺憾。

五、《孔子詩論》的字釋

楚文字是最為複雜的。《晋書·衛恒列傳》中記載了這樣一段話“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15]漢人已不知有古文，稱之 “科斗書”。古人口授書寫，所著竹書，往往同音異字，輾轉多歧，加之承襲流變，使古訓難求。《孔子詩論》中的字釋直接影響到篇名和詩類的歸屬，或佚詩的存在與否。僅管篇名數字，但組合的音變就有好幾組，每字的通借範圍大，通借常有同音通借、雙聲通借、叠韵通借等種。由于地區不同，風俗屢遷，方言俗語尤為繁複，楚地位於江漢、淮河流域間，語音也獨，字形多異。《大戴禮記·保傅》：“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16] 《春秋左傳》：“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17]都說明了楚方言的特殊。竹書中許多字使用了音借，字的讀音不但有時代差異,而且還存在著區域差異。要在釋文中找到準確的對應字，這對距兩千數百年的今天來說不得不是件難事。如“蟋蟀”《爾雅注》鄭樵注“楚人謂之王孫”，“楣（méi）”字，《説文》曰：“齊謂之檐（yán），楚謂之梠（lǚ）。”[18]《淮南子·本經訓》高誘注：“楚人謂牢爲霤（liù）”《春秋左傳》稱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tú）’。《史記·留侯世家》：“直墮其履圯（yí）下。”用的“圯（yí）”就是楚方言，《六家詩名物疏》“東楚謂橋為圯（yí）”[19]。且楚人有一字多借、一字多體，不用本字而使用通借等隨意用字的習慣，更增加了篇名、短句判定的難度。《孔子詩論》的解讀比其他竹書來得更困難。僅管如此，由于共同的研究，我們對《孔子詩論》理解更深入了，更有收穫。

六、《孔子詩論》竹書形制給我們的啓示

王國維[20]、傅振倫[21]、陳夢家[22]、錢存訓[23]、馬先醒[24]等對簡牘都作了很深的研究，但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還沒有條件對大量的戰國竹書實物作比較考證，我們上海博物館一九九四年和二○○○年共收藏了四批竹簡，共一千七百餘枚，約有一百數十種的戰國竹書實物，加之一九九三年十月，湖北荊門市博物館的郭店一號楚墓竹簡，七三○枚，近二十種戰國竹書實物，對戰國竹書的形制可有一個基本的了解。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形製有兩大類：一、兩端平頭、單行直書的長條形。二、兩端弧形、單行直書的長條形。其中最常見的是兩端平頭的長條形。多先編白簡成册，然後鈔寫內容。有的單篇成卷，有的數篇合卷。《孔子詩論》屬于數篇合卷，竹簡兩端弧形。同卷的還有《魯邦大旱》和《子羔》。是先編後鈔，我們從契口上下兩字間的距離明顯大于其他兩字間的距離就可知。這卷竹書留有三枚珍貴完整的竹簡，具體如下（釐米）：

《孔子詩論》的第二簡長五十五·五釐米、《魯邦大旱》的第三簡長五十五·四釐米、第四簡長五十四·九釐米。這三枚完整的竹簡最大差距有0·6釐米，說明《孔子詩論》竹書是以單枚整治，兩端修削，白簡編成册後，沒有垂直比齊修正的工序。每簡共三個契口，契口位置確定的方法約為：總長的二分之一處為中契口，然後三分上段、取上端一段處為上契口，再三分下段、取下端一段處為下契口。契口位置確定的方法似乎和王國維《簡牘檢署考》中所說的：“簡自二尺四寸，而再分之，三分之”相巧合，但王國維是指整簡長，而非契口定位。有關簡長王國維說的“簡之長短皆二十四之分數”[25]、錢存訓說的：“古代簡牘的長度似有一定的規律”“戰國竹簡則為二尺四寸的分數。”[26]我作有《上海博物館所藏戰國竹簡形制》（未刊）、有關這種“分數”、“規律”的觀點，我們否定了，具體的材料將在往後公布。另外，我們現在知道：

簡的長度與竹書的內容無必然聯系。上博簡《緇衣》鈔寫在54·3釐米的竹簡上，郭店簡《緇衣》鈔寫在32·5釐米的竹簡上；上博簡《性情論》鈔寫在57·2釐米的竹簡上，同內容的郭店簡《性自命出》鈔寫在32·5釐米的竹簡上；《郭店楚墓竹簡》的《老子·甲》屬道家，鈔寫在32·5釐米的竹簡上，《尊德義》屬儒家，也鈔寫在相同長度32·5釐米的竹簡上；《郭店楚墓竹簡》的《老子》的甲、乙、丙本，分別鈔寫在32·5、30·6、26·5釐米的竹簡上，同類內容而簡長不一。這些都說明了簡的長度與竹書的內容無必然聯系。

簡的長度與擁有者的身份無必然聯系。上海博物館藏第一批楚竹書原在同一泥方中，屬同一墓主之物。竹書尺寸（四捨五入）有：24、30、32、33、34、40、42、43、44、45、46釐米等十一種。第二批竹書雖已打開，也屬於同墓主之物，竹書的尺寸有：32、39、40、41、43、44、45、47、48、50、52、54、55、56、57釐米等十五種。又郭店楚墓竹簡同墓主的十八種竹書以四捨五入法歸幷為八種尺寸：15、17、18、26、27、28、31、33釐米等，簡的各種長度都有。這一現象說明了簡的長度與擁有者的身份幷無必然聯系。

竹簡的精細製作體現了竹書的珍貴。所謂的“製作”包括取材、打磨、剪裁、鈔寫、編聯等幾個方面。在整理過程中，我們發現了凡重要、珍貴的竹書多製作精良、書家優秀。《孔子詩論》合篇卷竹書是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四批竹書中唯一的竹簡兩端呈弧形的竹書，竹簡兩端修作精細，呈弧形，三道絲麻編線。書寫工整，字距行款基本一致，爲同一人所書。整個竹書是一卷戰國書法的精品，鈔寫的是孔子的重要論述，反映出當時儒家的重要地位。又楚竹書《周易》[27]，是迄今爲至所發現的一部最早《周易》。共五十八簡，竹簡兩端平齊，長四十四釐米，上下端留有天地一·二釐米，三道絲麻編線。整治精良、契口規範，中契口位於竹簡二分之一處，一八○六字，每一筆劃都一絲不苟，一支完整的竹簡一般書寫四十四個字左右。第一字起于第一道編線之下，最後一字終于第三道編線之上，書體謹嚴工整，大小一致，字距基本等同，每卦所占簡數，或二簡，或三簡，書寫格式規範統一，幷兼有紅黑兩色的符號，充分體現了時人對《周易》這部書的重視。二○○○年，上海博物館收藏了一部戰國字書，長46釐米，書寫嚴格，字形固定，常用字“亓”“丌”兩形，字書只用“亓”，而不用“丌”形，體現出楚國文字規範的模本。從這些情況分析，一部精細製作的竹書也一定匹配於一部珍貴的竹書、一部重要的竹書。

七年來學術界對《孔子詩論》的文字隸定、篇名確認、詞句解釋、竹簡序列、章次劃定、詩的作者、年代、序的討論、鈔寫的形式、詩的源流、以及與歷史《詩》的相關問題等作了全面討論，取得一些共識，隨著深入的討論，也將會揭開更多的迷底。

編者按：這是濮茅左先生2007年12月在日本東京大學一次演講的内容